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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平详细介绍

时间:2012-10-21 22:40来源:{浦江书院} 作者:{管理员} 点击: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家世】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家世】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身世】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生平】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政治生涯】
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之热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 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 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 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 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 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关于《论语》的若干问题《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对此,我想就《论语》中有关的思想价值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二、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三、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七、关于治国与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 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其三,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其四,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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